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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體制改革還在路上

時間:2017-03-02 16:26:05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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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發言,出乎意外。因為我講的是邊角的問題,相對于保護傳承、創新發展來說,談戲曲自身是為主體,我談的是戲曲劇團的改革,自然是個邊沿問題。我的發言題目叫“談談劇團體制改革”,其實,我想講的中心意思是:劇團的體制改革還在路上,改革并沒有完成,深化改革還是當前面臨的非常重大的任務。而且,進一步深化劇團體制改革的艱巨性,遠遠超過過去。
         劇團的改革和大會主旨還是沾點邊,因為戲曲藝術是“兩步走”的藝術,首先是完成文學本的創作,但這只是第一步,它的最終實現應該在舞臺上,而舞臺上實現戲曲文學的創作,必須緊緊依靠劇團。因為劇團要把二度呈現的各個要素組織起來,推向舞臺,奉獻給觀眾,所以劇團體制改革也和我們今天探討的大題目相關了。
        說到劇團體制改革,我思考的時間比較長。當年在文化部擔任政策法規司司長任上,就曾率文化政策法規考察團,到西歐、北歐、南美、北美的一些國家,如德國、瑞典、芬蘭,及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國,調查在市場經濟下劇團是如何生存、如何運作的,西方國家是怎么樣對待戲劇事業的,他們的戲劇政策是如何確立的等等。對這些問題做了一些認真調查。如實說,出國考察不是看風景,不是去游玩,就是去找他們的文化主管官員,找他們文化藝術專業協會負責人——他們的專家協會和我們略有不同,我們是官辦,還是有行政級別的,國外的專業協會是作為從業者自身的純民間組織,主要職責是維護自身的權益和行業自律的監督管理。調查了解的同時,也收集了一厚摞西方國家的文化政策、法律法規資料。可惜,剛回來,部長換人,以機構改革的“革命”名義,大刀闊斧地撤銷了政策法規司,這些資料也煙消云散、不知所蹤了。但,這番對西方國家的考察,加上國內到過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西部老少邊窮地區,做了一些文化現狀、劇團現狀的調研,心目中大體上有了一些輪廓。
         我深深感到,現行的劇團體制需要改革!為什么需要改革呢?因為我們過去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直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上,才由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中國建立后,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之下,一方面依靠國家的力量曾經挽救了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瀕于衰亡的戲劇事業,這是功不可沒的;依靠國家力量也發展了我們的文化藝術事業,包括文化教育、藝術教育;但同時由于統包統管的計劃經濟,又給我們的劇團運行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我想了想,計劃經濟伴生的弊端,在劇團身上有比較明顯的體現:
        第一個體現是資源配置。戲劇事業的資源配置主要應該是劇團的設立,而劇團設立很長一段時間和市場是脫離的,甚至和百姓的需要也是脫離的;很多時候是依靠長官意志或者相互比照而設立。這樣,在戲劇資源的配置上,文化市場幾乎不起什么作用。
        第二個是劇團的定位。在原體制下,劇團從來是文化行政部門的附屬物,一切聽命于文化主管行政部門。劇團創排新戲,要么為爭獎,要么為彰顯政府政績,獲獎就封箱,再策劃新的奪獎劇目。形成了“對上不對下,看領導不看票房,爭獎不爭市場”的局面。這就極大地妨礙了戲劇事業的發展。
        第三個是呆板僵化的人事制度。用人管得很死。先定編,再審批??劇團幾乎沒有用人權。往往是有用的進不來,沒用的出不去,劇團十分無奈。
        第四個是勞資報酬少而死板。計劃經濟下實行定級定工資,定了之后就出現:干好干壞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甚至于干或者不干都一樣,劇團內部死水一潭。
         第五個是社會辦劇團,劇團辦社會。劇團管理者的主要精力不能放在藝術生產上,而要管所有成員的生老病死。導致缺乏生氣,缺乏創造力,藝術生產創造力受到了束縛。
        綜上所述,劇院團改革勢在必行。如今,雖然改了一些,但大多并未觸動,既往形成的弊端,依然困擾著劇團的前進。所以我提出:劇團體制改革還在路上,還有繼續深化改革的艱巨任務。
        如實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包括劇團改革的任務。從那個時期到現在,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行程中,我們做過一些探索,積累了一些經驗,也收獲了不少教訓。毫無諱言,確確實實走了一些彎路!
        這些彎路集中體現在指導思想方面的四個口號和實踐上的三項措施。
         四個口號:
         一是實現文化藝術商品化。這個口號是曾經在主流報刊上公布過的,而且在不同的會議上貫徹過。但這個口號本身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因為文化藝術本身,不能通通都實行商品化。我到瑞典考察過,1974年瑞典國會通過的文化政策的八項指標,其中第四項就明確提出“反對文化藝術商品化”,他們是搞市場經濟的,從來沒有搞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我問過他們的文化部長——文化國務秘書,我問他們為什么反對文化藝術商品化?他們說文化藝術不能通通實行商品化,瑞典是個僅僅八百萬人口的小國,如果把古典藝術、民族文化精粹都實現商品化,它們都活不下去,所以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文化精粹要加以保護。
         二是推向市場,活死由之。見于《人民日報》的頭版,據說是記者根據當時的行情寫上去的。包括后來的改制轉企,都是讓劇團完全走市場化的道路。而企業的根本任務是賺錢,只要守法經營,賺錢越多越好;文化的根本任務不能是賺錢,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文化是要“以文化人”、“以文化心”、“以文立人”,在思想建設上起作用,所以前述口號本身,既不準確,也不可行。
         三是事業單位斷奶。這對于某些經濟部門來說,也許需要用斷奶促使它們在市場上發揮作用,在經濟效益上發揮作用。但這不完全適合文化部門,特別是公益文化事業單位。我去一些地方考察過,一些公益事業單位斷奶了,公共圖書館的閱覽室變成了兒童游戲機室,門面房變成了賣日用百貨,賣婦女用品。一位兒童藝術劇團的改革風云人物在答記者問中,就曾公開宣言:當今,孩子和婦女的錢最好賺。
         四是減團砍負。不公開明說,但實際上就是這么做。2005年6月21日新華社《每日電訊》登過一個訊息,四川和鄰省交界的某縣,縣里高舉文化體制改革的大旗,把劇團解散了。這個劇團是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后培養的人才、建立起來的團,而且是先進文化縣,先進劇團,每年為農民演出三百多場。遣散以后,劇場賣了,樂隊農村去做紅白喜事,當吹鼓手;演員上街擺攤,修鞋補鍋。演職員們無奈地說:“不是市場不需要我們,是體制拋棄了我們!”話說得何等的深沉沉痛,但這確實就是現實。好在這一決策并沒有完全推行下去。兩位新華社有良心的記者報道了這一事實,我為他們點贊!
          三大措施:
          一是為“做大做強”而建立演藝集團。這個措施還在實施,但我并不認可它。因為文化內部既包括了盈利型,也包括了非盈利型,把盈利型和非盈利型硬湊在一起,混淆了它們的性質,也和中央的精神相違背。200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文件,其指導思想第一句話就是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第二句話是循序漸進、逐步推開。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是原則,循序漸進、逐步推開是方法。不講區別對待的拼湊,從根本上就悖謬了文化體制改革要求。至于所謂的“做大做強”,用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把小竹筏綁在一起就能夠成為航空母艦嗎?這個做法推廣開來,我看將會是扯皮不已,后患無窮。
         二是劇團體制改革的標準是不是僅僅看盈利?這又違反了中央一貫主張的處理兩個效益關系的原則。中央一向強調: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二者間,應該以社會效益為主,如果發生了矛盾,經濟效益服從于社會效益,力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在劇團體制改革最興盛的時期,所有的報道,從《人民日報》到新華社,到中央電視臺,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在講改革試點單位如何如何成功,其標志就是賺錢盈利。我當時看了以后感到非常痛心,因為據我所知,所有這些成功改革的典型單位,都是在弄虛作假,并沒賺錢,虧錢虧得一塌糊涂。北京兒藝吹噓賺了多少多少,新的現任一把手告訴我,根本沒賺錢,現在賬上還虧損四千多萬。至于東方演藝集團,虧損了多少個億,它的頭頭已經抓起來了,不是雙規,直接逮捕。實際上是:小騙在騙大騙,小官在騙大官,大家一起來騙昏官!
        三是強令退休。某劇團改革先鋒、排頭兵的經驗是:30年工齡、50歲年齡一律退休!而藝術家50歲是藝術上最成熟的時候就強令退休了,委實可惜。有的單位差不多快退垮了,甘肅省話劇院告訴我,30年工齡退了以后,他們代表性的劇目沒有一個能演,演員沒有了,請都請不回來,請回來還要花錢。
         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告誡我們:“不要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不要被市場牽著鼻子走”。說得何等好啊!我深以為,劇團體制改革的某些決策者們,他們就是如習近平同志講的那樣,在市場經濟下迷失了方向,就是以金錢作為改革的唯一的標準,做了金錢的奴隸。在這一點上,非常高興的是習總書記撥亂反正,把這些根本性的問題重新指明了,擺正了。
         此外,很多地方領導也是有意識地采取了措施,保護了戲曲事業。比如,將劇院團改名為“某某藝術傳承中心”,“某某戲劇藝術研究院”等等。這是做了件大好事。
         目前,盡管呈現錯綜紛紜的局面,有的改企業了,有的沒有改,然而,劇團的改革是不是就已經完成了呢?否!如果說得不好聽,劇團體制改革如今是一鍋夾生飯!對比改革初衷、針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弊端,可以說,許多問題并沒有觸及,更別說解決,所以需要進一步深入劇團體制改革。
        這里說的改革,不是簡單地改所有制、改經營性質和身份,改大的宏觀體制,而是改微觀運行機制。集中到一點,就是“減政放權”。文化主管部門要擺正位置,該管的認真管好,該放的堅決放活。
       從長遠的改革派目標看,就藝術院團現狀而言,我以為,要“改”和“放”的是五權:
       一是藝術生產自主權。讓劇團真正成為藝術生產的實體,市場競爭的主體。為實現這樣的目標,劇院團的藝術生產應該有自主權,不是完全聽命于行政的派遣和指定。有的時候也要滿足地方行政的需要,但總體來說應該有藝術生產的自主權。從考慮劇團的發展,劇目積累的需要,來組織藝術生產。
         二是人才使用的自主權。無論是有沒有施行改革的團,目前都沒有這個權力,因為編制定死了,多大規模、多少人,鐵定的籠子,要用的進不來,有的地方急需的只好借調、試用,等到什么時候有編制了再解決。這和市場經濟下劇團的生存、運行,還不完全吻合。
         三是分配自主權。現在作為文化事業單位的劇團,定編之后,還有個定級。一切報酬,以級別為準。其弊端已如前述。未來的模式,我看應該是合同契約制,通過合同確立勞資分配關系,然后再附加獎勵制。我在文化部任職期間,曾經建議搞點小改革,提出在政府撥給劇團的全額補貼或者差額補貼的情況下,這個保持不變,到了劇團內部,劇團自身可以采取三七開的辦法,70%是基本工資發給你,30%是績效工資加獎勵,由劇團根據現場參加場次、角色重要程度,有差別的確定演出補貼。到了部頭頭那里,和財政部一交涉,變成一律按三七開,過去超過的甚至全額補貼的也三七開,結果變成非常荒唐的事情,怨聲一片。真正市場經濟下的劇團,對聘用人員的報酬、待遇,應該有完全的自主權。
         四是撥款機制需加改革。劇團理應有獲得經濟支持的權力。我們現在實行的全額補貼、差額補貼辦法,還是50年代開始計劃經濟下確定的,需要改革。可以借鑒參考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下支持非盈利性文化機構的辦法,結合我國的實際,試行多樣性的撥款方式:一是劇院團按照項目申請撥款,二是政府購買演出撥款,即:民眾看戲,政府買單(局部或全部),三是按劇團自身的收益,給予等額或加倍撥款。撥款要逐漸擺脫定期、定編、定制、定額然后撥付的老辦法,走出一條新路。
         五是有營銷的自主權。劇團要加強營銷機構的建設和管理,要勇于和善于包裝自己,宣傳自己,推銷自己,去開拓市場,占領市場。總之,劇團要重視自身的藝術產品的營銷,擴大自身的影響。有些單位過去不重視營銷,現在要切實改進,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   
         上述五權是解決計劃經濟下形成弊端最終要達到的目標,這也許不大可能今天就完全實現,但需要一步步地朝這個目標邁進。而實現的關鍵是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放權。從根本上說,改革的本身就是利益再分配,牽涉諸多方面,特別是要觸碰到一些權利的既得者,難度就更大了。因為,就上面提到的準獲“五權”而言,劇團自身幾乎做不了主!
記得今年年初講到改革的時候,中央明確提出今年改革的重點或者中心,就是簡政放權。國務院帶頭身體力行,過去很多審批的項目都取消了,釋放出利好的信息。文化行政部門,似乎也應相應地有所作為了。
         當然,作為未來的目標。“五權”放了以后,還要加強監督機制。放權不是恢復舊時代的“班主制”,不是開歷史的倒車。領導班子的產生和任用要有民主決策的辦法,院團行使“五權”也要有相應的規范,如建立藝委會以加強藝術民主、科學決策等。總之,要有嚴格的審批機制,監督機制以及相應的處罰機制。讓放權和管理結合起來,形成未來劇團生存運行的模式。
未來也許可以做到,誰知道呢??慢慢來吧。

中國戲劇/康式昭(本文系在泉州“地方戲曲保護傳承與創新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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